【曲法文苑】徐天富：法官生涯40年

徐天富，男，汉族，中共党员，现任宣威市人民法院速裁中心四级高级法官。1982年8月参加工作，历任宣威市人民法院审判员、审委会委员、少年庭副庭长、行政审判庭庭长。

优良作风的传承

 

初到法院那年，宣威法院有干警50多人，身份有干部、工人、临时工不等，文化结构大部分是高小、初中和两个高中生，然后加上像我这样的三个中专毕业生。随后八四年招录了二十三个高中毕业生，文化结构才稍有改观。

就我之前的法官先辈而言，他们脱下军装就是院长，放下牛鞭就是法官。说起政治素质，他们确实是让党放心的一支队伍，但基本属于武官系列，就连首次着装的法官制服，上衣有肩章，头顶大檐帽，腰别“五四”式手枪，后来增加了“六四式”、“七七”式。

曾经有这样一个老法官，当时作调解笔录写不来“板凳”两个字，他就画了一个板凳在前面加个序号4，表示4个板凳归离婚一方当事人所有。这样的事在那个年代不足为奇，因为该法官就是放下牛鞭走上审判席的法官，写不来板凳能够画个板凳，反倒觉得聪明。虽然当时的法官文凭没有我们今天的高，但在那“通讯靠吼，交通靠走，老百姓看家靠狗”的岁月，他们徒步办案走过的路、流过的汗，吃过的苦高出我们今天的几倍。

比起先前的法官，我们作为承先启后的一代法官，算是进了一步。因为在我进入法院那个年代，乡镇已通了班车。虽然是班车，但没有现在的车厢空调，夏天无所谓，冬天仍是寒风刺骨。这还不算，有时还用敞篷车代替。虽然班车通到乡镇，但案子都在村寨，到达目的地还得靠走，少则十多公里，多则三四十公里。

那时法官进村，人们都把我们当作县上派下去的干部。在村委会或村干部家，方便的时候人家煮点饭，炒个酸汤洋芋。不方便的时候，烧个洋芋，或者烤苞苞谷，每顿半斤粮票两角钱。边吃边谈，随后再作个笔录，就是一份证据。

当时规定，即使是双方当事人经调解离婚的案件，也不得少于三分证据，对于这一规定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虽然多少有点古板，但对案件的管理也算是慎之又慎。

为了一份证据，要么借着月光，要么给村民家要个火把，淌溪过河，翻山越岭。几十里山路，有时尽是夜以继日。对于这种场景，后生们再也遇不到了，如果你想了解那段历史，只能打开《苍天在上》那部电视剧。

田边调查，火塘边结案。这一审判模式被国际友人称之为“东方经验”，作为与我年龄相当的一代法官，虽然不是“东方经验”的创始人，但我们也是“东方经验”的传承者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既是人民司法优良传统的传承者，也是后期司法改革的受益者。先前的法官虽然文化偏低，但他们走过的路比我们长，流过的汗水比我们多。用毛主席的诗句来概括，那就是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”，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风采。

 

文化素质的提升

 

法官不是武官，应该属于文官。属于文官就应该提高法官的文化素质。

为了解决法官文化与新形势下不适应的法律需求，最高人民法院经国家教委批准，1985年创办了“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”。据资料显示，当时八万七千多人参加考试，最后录取3万5千多人入学。宣威法院27人参加考试，最后录取13人，加上专业合格培训1人共14人。

工作学习两不误，床上桌上都是书，这是当时宣威业大学员创下的一道风景。稍有空闲，听磁带，背术语，明晰犯罪特征及其构成要件。用当时老院长的话说“宣威法院的业大生‘孔夫子搬家尽是书’” 。

首届业大生毕业，在加上后来云大、西政、云南政法专科学校毕业分配的毕业生，宣威法院的文化结构更加优化。边读书、边实践，首届毕业生几乎都成为宣威法院后来的骨干。

 

作为全国法院干部法律业余大学的首批学员，内心深感自豪。就毕业证书上校长级别而言，北大、清华的校长属于副部级，而我们毕业证书上的校长是副国级的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。文化结构的提升为后来司法改革的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 

司法改革的创新

 

文化素质的提高，改革基础的奠定。传统的当事人“动动嘴，法官跑断腿”再也适应不了时代发展的需求，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，宣威法院的案子从我到法院时的几百件上升到千件、三、五千件到现在的超万件，如果没有司法改革，法官还要为那至少三份证据“大海捞针”，莫说现在全院干警200余人，就是再增加10倍也难以满足群众的诉求。

作为司法改革的开端，我经历了“谁主张，谁举证，有理讲在法庭”。审判模式也由原来的“纠问式”转变为“诉辩式”、“控辩式”。“纠问式”是法官在调查取证、庭审过程中的纠问，法官难免主观感情的流露，要么围绕原告主张而纠问，要么围绕被告主张而立据。通过摒弃“纠问式”转变为刑事案案件“控辩式”、民事案件的“诉辩式”改革，法官只当居中人，有理无理只能看其诉辩双方结果。

随后是“由审理者裁判，由裁判者负责”。先前的案件是院庭长层层把关，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判决书由院长签发，一般案件乃至一个离婚调解书由庭长签发。在员额法官考试的大背景之下，宣威法院司法改革创新风生水起。假若没有这些改革，案件还要层层管理，上万的案件还要经过院庭长过目，无疑影响案件流速，宣威法院也就不会有当下的辉煌。

 

优越的司法环境

 

说起物质条件的变化，先从 “909”说起。“909”是九十年代初期法院系统开始使用的桌面办公系统，说道“909”，我多少有点感到自豪，因为我是宣威法院使用电脑的第一人。虽说它是电脑，其实只不过是一台打印机。在我之前，宣威法院的判决书先是手写，后是用蜡纸刻印，再后是铅字打印。

比起先前的铅字印刷，有了“909”算是宣威法院的一个飞跃。因为先前的铅字打印，不但伤眼费力，而且校对更改困难。特别是每年的法院工作报告，左改右改，有时要几天才能完成，有了“909”，法院工作报告最多也就是一天就可打印完成。因为它属高科技，每年的千份判决书从我眼前的键盘上流过。我虽然从文兴法庭副负责人进城荣升为一名打字员，但每一份判决书都是我心中的一本教科书。通过对这些司法文书的打印，可以说为我后来的审判业务又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随着大数据的产生，先前的电脑只供打字员、院长、副院长使用，发展到每人一台。特殊的案件不出法院门，打开电脑就可远程立案，远程开庭。

在看办公场景，1953年成立以来，先是武装部背后的三间民房，随后是老东门街51号，再次是振兴街304号。每一次变迁，作为宣威法院人，都有新的愉悦，但翻开旧照回头看，每一次都是巷深道窄，敝车羸马之感觉。

作为一个有规模的城市，除了政治活动中心、经济交往中心、还必须有一个法治活动中心。这个活动中心不是专属的审判大楼。冠以法治活动中心，它不仅只法官专用，因为检察官要用，律师要用，老百姓要用，外商来宣威投资打官司也要用。它显现的不仅只是法官个体形象，而是一个地方的法制形象。

就这样，以市委、政府主要领导及其相关部门成立了“法治活动中心筹建领导小组”，才有寓意“法治活动中心”的审判大楼现在屹立龙堡中路而成为宣威的一张名片。

安贫乐道品自端

 

四十年间，从书记员、审判员到文兴法庭负责人、副庭长，再到院机关当打字员、民庭副庭长、少年庭副庭长、行政审判庭庭长及其现在的员额法官。虽然功未成，名未就。但回首往事，我也办过几千件案件，没有因其错案给法院抹黑，也没有给历任领导添乱，算是心中舒坦。

传承人民司法优良传统，我翻过山，越过岭，心血流淌在农家火塘边。后来，虽然“谁主张，谁举证”。明察秋毫，我也未曾放过一个疑点，该查得查，从不轻易下判。因为人民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早已注入我的心田。

行政审判，民告官。在我心中，只有一句名言：安贫乐道品自端。该撤则撤，该维则维，让行政诉讼成其依法治国的标杆，百姓摸得着，看得见。

入额法官，我人生价值的体现。千军万马，我终于过了这个坎。越过五十，反而重任在肩。